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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东北“老姑娘”的奇幻相亲

2019-09-18 19:15 来源:中新网江苏

  一个东北“老姑娘”的奇幻相亲

  截至6月底,已到位援疆资金10.69亿元,占年度援助资金的60.3%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几十公里外的安羌乡中安村,那里才有手机信号。

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安排亿元,实施“医疗兜底”工程,让全区230万城乡低保对象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等困难群众能够看得起病。同时,在开展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的民族地区法院,要把双语法官纳入员额范围。

  由于紧邻喀什国际机场、314、315国道和规划中的中吉乌、中巴国际铁路,喀什综保区交通优势十分明显。在镇卫生院,他进药房、看诊室,与医务人员亲切交谈,仔细询问藏区基层医疗卫生保障情况。

  居住着藏、汉等26个民族的海北州,2013年7月经国家民委决定,被纳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试点。广大援疆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到援疆工作中,展现了河南干部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素质能力,赢得了各族干部群众的信赖和赞誉。

在园区的带动下,新疆积极发展“互联网+”现代农业,农业信息化、物联网、智能农机具、智能化灌溉、水肥一体化等一批新技术产品得到示范推广应用。

  此外,根据规划,2015年,新疆将通过加快喀什、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,中哈霍尔果斯边境经济合作中心,阿拉山口、喀什综合保税区建设,打造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,并将充分利用已经建成的保税区和即将开建的保税区,发展出口加工业,变“通道经济”为“加工贸易经济”,提升新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,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。

  一要完善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的保障机制,二要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,三要提高民族团结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,四要坚定不移推进双语教育,五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,六要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,七要加快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。”在谈到新疆暴恐事件频发时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·扎克尔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到:“我们结合新疆实际,用一年时间开展了‘依法严厉打击暴恐活动’的专项行动,通过依法打击暴恐分子,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得到保障,打出社会的正气和安宁。

  赛后云南黔东南州文体广电局副局长谢翔云骄傲地说:“我们上届17个项目,拿了12块奖牌。

  ”“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。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、部分高校有关同志与援疆干部等会聚一堂,深入学习研讨。

  切身感受发展变化活动期间,各国媒体负责人到新疆各地参观考察,并与新疆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新闻传播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。

  民族地区要立足自力更生,抓住编制“十三五”规划和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机遇,加快发展步伐,更好发挥“最大回旋余地”作用,为全国发展改革大局作出积极贡献。

  而这也是福建省政府当下力推的PPP项目(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)改革所带来的结果。据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主任李晓南介绍,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开局之年,青海省积极探索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,特别是设立近6万个生态保护公益岗位,有效调动了当地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。

  

  一个东北“老姑娘”的奇幻相亲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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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宇嘉:解决“类住宅”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

2019-09-18 09:34
来源:每日经济新闻

五一小长假之前,上海市发布了《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》,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,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“类住宅”;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,持有期内不得转让;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;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。

这并不是一个孤例。此前在3月份,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“类住宅”的一揽子政策,从销售对象(仅限企业)、设计报建(限制最小分割单位)、暂停贷款、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,全面堵死“类住宅”的生存空间。

“类住宅”缘何泛滥,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?

首先,商业办公(有其城市外围)租或售,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、利润不高的问题,商办用地建“类住宅”,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。

其次,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,大城市产业升级(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%),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,商办项目很难招商,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。

再次,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,教育、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。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,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。而“类住宅”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,还享受住宅溢价。

最后,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,住宅需求旺盛。房价“上台阶”,限购政策强化后,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“类住宅”就应运而生。2016年,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,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%和56%。由此,“类住宅”火爆就不难理解。

尽管“类住宅”客观上有生存空间,也补充了住宅需求,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、城市分区规划,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,人为降低用地效率,并导致“城市病”更加突出。目前,“类住宅”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,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,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,加重了配套压力。区域内小商小贩、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,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、换乘站点拥挤不堪。另外,“类住宅”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“紧约束”政策失效。

近年来,京沪等城市在人口、土地供应上,均采取“减量发展”的政策。但是,“类住宅”以其不限购、低价格优势,成为外来人口“扎根”京沪的选择,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。

出现“类住宅”乱象,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。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,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、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,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、经营困难。笔者调研,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,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、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,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。

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。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、更快回笼资金、配套压力更少,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,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于是,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,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。

不过,“类住宅”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。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、人口迁入很快,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,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。

目前,包括一线城市在内,我国大城市40%~50%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,住宅用地不足20%,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。原则上,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,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、居住用地所替代。同时,土地用途周期(最少40年)一般大于产业周期。互联网冲击下,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,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。但在我国,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。

对此,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,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,召开听证会,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;另一方面,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,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,增加公共配套支出,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,转制困难、无力补缴地价,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“借地生财”,导致功能转换停滞。

于是,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,而原有工业、商办也难以盘活,导致住宅用地紧缩,也由于外围工商业“不经济”而导致“类住宅”泛滥。

因此,解决“类住宅”,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,以地均产值、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,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,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;另一方面,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,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;最后,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,腾出无效占地。(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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